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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谣言的产生、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动力、过程和机制，着重意图论述谣言的根本，其实是人们对各类事务的主观立场。辟谣或制止谣言传播，必须意识到，与谣言的对抗，其实是希望改变人们的立场，而非简单地澄清一个事实便已足够。

关键词：谣言、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辟谣、立场

时隔十五年，泰塔尼克号以3D版重返大屏幕，并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不过，十五年前不曾剪去的一个大约有两秒左右的裸露镜头，这一次则没有逃过剪片之手。这件事遭到了网友的恶搞。有网友用广电总局的口吻说：“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这个恶搞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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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董事长施密特在3月22日出席美国国家新闻基金会颁奖晚宴时，表示互联网不是“乌托邦”。他列举了互联网的三大潜在威胁，分别是：黑客和罪犯、无删除按钮导致个人隐私泄露、互联网审查体系。但在我看来，这三大威胁，归根到底是一个威胁：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想要的删除。

有些信息，我们曾经暴露在网上，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不希望这种信息依然存在，但大大小小的转发、转载、截图，已经使得我们无法自主地去删除这些信息。我们的信用卡交易记录——唔，的确是我们产生的——但我们同样无法做主把它删去，于是黑客和网络罪犯就有机可乘。说到底，互联网犯罪不就是盗取信息么？而另外一方面，软件已经偷偷地接管了一些删除权，比如在未经我们许可的情况下，有些“我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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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对比是：移动设备（手机）的定制机相当之繁杂，而电脑（包括笔记本）的定制机却相对少得多。几个计算机生产巨头最多在出售的电脑里默认安装少量的导向自家服务的程序包，远远谈不上是“定制机”。而信息服务商（ICP）们，更是几乎从来不涉足硬件制造销售的买卖。但在移动世界里，一切都变了。

HTC连续发布了二十多款手机（被坊间一直冠以一个很山寨的名字：G系列），这些手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预装HTC Sense——中文翻译过来可以解为“界面”，但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壳系统：在android系统上装了一个壳。这种做法在电脑行业里很少见：你见过哪个电脑厂商预装壳系统的么（windows不太可能，Linux倒的确有一定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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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而且还不轻。而就我的人脉圈来做一个不那么“科学的”推断，今天职场里的人，拖延症应该很常见。在一篇题为《有种快乐的代价叫拖延》的文章中，引经据典，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高度详细讨论了拖延症的来源，不无道理，有兴趣的人可以搜索一下来看看。

但我总以为，这篇文章似乎尚不完整。虽然我完全同意从心理层面对拖延症的分析，但我总是想再追问一步：怎么会出现这种心理的？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一个显而易见的拖延症解释是：这个事你不感兴趣——大多数职场人士应该同意这种说法。比如说老板要求在明天上班前看到你写的某推广案的proposal，但你心里真正嘀咕的是：这产品烂透了，推广个屁。在很多场合下，“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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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帝在他那本名著《数字化生存》中用“奴仆”来比喻人类发明的设备。比如洗衣机有点象专门的洗衣工，汽车类似于以前的马车夫，等等。不过，尼葛洛庞帝论述的重点并非是这些设备其实和过去的“奴仆”还是有差别的，而在于这些“奴仆”们之间互相并不沟通。换而言之，这些“奴仆”并非具有人类才具有的那种“传播技能”。

不过，在过往的年代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设备其实越来越不像那个“奴仆”。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真得想把这些“奴仆”们如臂使指地指挥起来，你自己也需要一定的学习和知识。比如电视机这个东西，遥控器已经越做越复杂，而一线城市里广为安装的所谓数字机顶盒，还多出来一个同样复杂的遥控器。如果你还想看个碟片，对不起，你的茶几上又得多出个依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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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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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黑客帝国》三部曲；而这个系列电影对我影响最大的场景，并非是人类和机器的战争，而是人类的叛徒在接受机器人杀手史密斯引诱时的那一段。这位自觉苦不堪言又前途渺茫的男士，用叉子叉起一块牛肉时说：我知道这块牛排不是真的，但我嘴里那种感觉却是真的（大意如此）。

这句台词的震撼之处在于：牛肉是虚拟的，但感觉却是真实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究竟是客体存在是一种真实，还是主体感觉才是一种真实？

这是在描绘某种未来么？倒不见得。如果这是未来的话，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未来中：我们用我们真实的感觉在体验某种程度上一种虚拟的现实。这，就是高度发达的数字媒介。

其实对于媒体，有这么一句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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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CNNIC对网民的定义：6周岁以上半年内上过一次网的中国公民。张三和李四都是网民。只不过二人网络上的行为很有些差异：张三经常逛逛门户看看新闻，有时候也会去视频网站看点电视剧，仅此而已。而李四，则喜欢出没于微博、SNS、BBS之中，也会使用各种IM（即时通讯工具），到处和他人交流。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是：张三是用鼠标的（只看不写这个就够了），而李四是用键盘的（因为他需要打字）。

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是网民。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很难用“活跃与否”来对他们做区隔：事实上，张三也是个天天要上网的人。他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清华传播学博士，现任教于北师大的何威在他的《网众传播》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类似张三的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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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份的CNNIC报告（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非常薄，只有50多页，也没有什么太过值得一提的数据，对目前正当红的移动互联网，调查得也不够。不过，结合历年来的统计，倒是有些情况需要注意。

中国很多网络服务，目标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群体，比如说网游。即便是一些貌似稍长一点年龄段会去使用的服务，比如富媒体，比如即时聊天，比如社交，运营者也是瞄着年轻人群。所谓的年轻人群，我看大抵就是10-19岁和20-29岁这个年龄段。至于40岁以上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为这群人提供。因为从静态的数据来看，10-29岁这个年龄段，占据了极高的比例，在第28次报告中，这部分人超过了一半。

然而，如果从另外两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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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是，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数字媒体在改变传媒业。但我想，它对传媒人的改变恐怕是更深远的。这种改变，目前我个人还看不到是好是坏，但改变已经在发生。

在过去，很少有读者会特地关心是谁写的文章（除非这篇东西实在太石破天惊），一般人的注意力只在内容本身。要做一个名记其实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记者持续不断地写出漂亮的文章，才会给人形成那么一点点的印象。而之所以电视台出镜记者/主持人更容易成名（试想一下凤凰台的吴小莉），就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只听到记者在说什么而完全不留意记者的那张脸。白岩松开玩笑说，把一条狗放他的位置上一段时间，一定是条名狗。玩笑归玩笑，道理是确然的：谁（who）比说什么（what）重要。不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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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微软有着巨大的麻烦：美国政府和19个州联合起诉它，因为它涉嫌利用垄断力量阻扼和打压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事实上，微软在遭逢这个官司之前，windows系统就已经居于了垄断地位，以至于微软为了避免100%垄断的尴尬，在97年还投资了当时快要倒闭的苹果公司1亿5千万美元，以帮助麦金塔操作系统半死不活地陪着它在市场上玩。由于技术力量和产品受欢迎而形成的市场垄断地位并不是罪过，但一旦试图利用这个地位来阻挡竞争者就是罪过了：不正当竞争。微软利用win系统的普及，免费搭载的浏览器“IE”一举将网景击败，成为了这起官司的诱因。

虽然微软最终逃过了被拆分的命运，但它的形象一直不太好，google崛起后，没几个人同情这个老去的王者，因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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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网上疯传一个名为黄艺博的人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他都肩配一个五道杠的袖标。与大众平时想像认为三道杠就是少先队最高级别的干部（大队长）所不同的是，居然还有五道杠这种级别。黄艺博据称是武汉少先总队的总队长（另有一说是副总队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算少先队的顶尖级别的干部了。

不过，老实讲一句，我注意到，很多人在疯狂传播黄艺博照片时，其实是带有一种类似围观芙蓉姐姐的心态的。大家似乎觉得黄同学的照片很有些“官气十足”的感觉，小小年纪就有着一种官员的态势，颇有些另类。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仇官仇富的情绪，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但问题是，到底芙蓉姐姐是一个成年人，而这位黄艺博同学，只是一个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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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于本世纪初在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研究观点：人们的社会行动分成两种。其一为表意性行动，其二为工具性行动。表意性行动是维持行动者已经获得的资源，而工具性行动则是行动者去获取他/她尚未拥有的资源。前者属于同质性互动，一般发生在相似等级中的个体中，后者属于异质性互动，属于不同等级或拥有不同资源的个体间的互动。

我个人大胆地将这一社会行动理论套用到信息传播中，可以把信息传播这一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的行为分为两种：表意性的传播，和工具性的传播（或者称为目的性的传播）。表意性传播可以视为一种通知，一种报备，而目的性传播，则可视为一种征询，目的是为了获得支持、帮助、许可等。这两类传播，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在今天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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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是“免费”的坚定支持者，我在机场看到电视上一档对他的专访，他就认为，把免费服务做好，就会有用户。只要有足够的用户，你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有那么一点谷歌所谓“以用户为中心，一切纷至沓来”的意思。另外，坊间也早有一本鼓吹免费的书，《长尾理论》著者安德森的作品，书名就叫《免费》，也是畅销之作。

我们姑且先认为免费做好了，总能赚到钱这个假设是成立的——360到底每股还净赚到了5美分，将来可能会更多。站在这个假设上，我们来看看这个“总能赚到钱”是怎么赚到的。

大致上，存在两条赚钱路径。其一为第三方客户买单的广告，其二为部分免费用户有特殊需求买单的增值服务。但我们知道，不是每个用户都会点击广告，也不是每个用户对会成为增值服务的付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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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都估值850亿美元了，Twitter也估值70亿美元了，社交网络吸引了无数商业资本来掘金，也推动了现实社会中无数的人踏入数字世界。使用社交网络的好处人所共见，但迄今为止，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吸金最多的网络服务，依然无法妥善解决隐私问题。

Facebook拒绝了google爬虫对它的索引，这个可能是基于商业竞争的考虑也带来了一定的隐私信息保护。在人人网上，你可以设置你的个人主页非好友不可见，似乎将所有的陌生人都挡在了门外。但隐私问题，远非一个开关那么简单。一个人的自我信息，并非是统统可见和统统不可见这两种状态的。

在药家鑫案子中，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师妹”插曲，这位后来被学校否认并非本校学生的所谓师妹，在某个社交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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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对办报纸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世间可以有没有政府的报纸，但绝不能有没有报纸的政府。不过，这位报人（也是总统）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样一句后来成了流传到后世的名言：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分享和传播的精神，思想和知识的传播，不仅可以照耀自己，也可以照耀身旁的人，更可以照耀更远方的人，而且每一个人在传递思想和知识之时，自己都不会由此而失去思想和知识。

不过，在数字技术到来之前，这个传播和分享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内容无法摆脱有形介质而独立存在。事实上，在你传递一份报纸给某位朋友之后，你就失去了这份报纸。除非你记忆力惊人全盘记下，总有些内容，将从此离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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