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牛人博客聚合

这本书，和我最近刚读完的两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脏话文化史》几乎可以算成一个系列的读物，道理就在于，今天如火如荼的微博，的确涵盖了这三大方面：用户的网络自我呈现、微博场里的污言秽语，以及无法回避的：网络谣言。由于微博的转发机制，使得谣言这个东西，在这种互联网服务中，表现得异常抢眼。

我这个博客的首页右上角（不是文章单页右上角）有这样一句话：立场即真相。这句话是我的一个好友的发明，我无比同意到认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我颇为担心我这个好友发明出这句话怕是要损阳寿的。在谣言和反谣言的争斗中，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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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一个电视路边采访的视频很火，对于油价涨价的看法，被采访者只有两句话：我可以说脏话吗？不能？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新浪微博还以极高的效率找到了这个被采访者，并迅速加V，号召大家去围观。截止到我写这篇东西，这位大学生的账号下已经聚集了7000粉丝，看来大家对油价都有一种说脏话的冲动啊，呵呵

这本题为《脏话文化史》的书籍其实是一本很严谨的学术书，诚然，作者露丝韦津利的笔调也是很幽默的。按照作者的观点，脏话体现出三个动机：清涤作用（catharsis）、侵略性（aggression）和社交关联（social connection）。清涤作用其实是一种情绪发泄，比如你踢倒了自己的脚趾，轻呼一声“oh，shit！”。戈夫曼则称之为“泛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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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春节，吸引国人眼球的莫过于发端于麦田，沸腾于方舟子的“韩寒代笔”事件了。韩寒目前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要告方舟子，相关法律问题自有法律人士和专家去评判，我这里想谈谈的是：自媒体的伦理（We-Media Ethics）问题。

先还是要从一个法律案例着手，一本据说卖得极好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详细描写了这个案例。简单描述就是：警察官员沙利文，由于《纽约时报》一篇部分失实的报道（严格说来是一则广告）而起诉后者。一开始沙利文获胜。但官司打到联邦高院时，高院判媒体获胜。这个官司被视为“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案例，被各种论文援引的次数应该是不可胜数。而在这次方韩斗的微博评论中，我又见过了多次。

有论者认为，这个案子仅适用于“官员”，道理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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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最近比较猛，因为它挑上了一个几乎被定局的案子：达芬奇造假案。一气发了三篇文章。它要翻的盘是当初CCTV定调的东西，故而我说它很猛。

我这个人其实一向自傲得很，不太服人。胡舒立当年率着部下出走财经，我还写过博客表示不看好。不过后来比较关注财新的文章，我有一点是蛮佩服胡舒立的：这人够得上“理想主义者”几个字。在学校教书，我发现有些学生会自诩理想主义者，我就觉得不妥。但凡理想主义者，就必须经历理想被粉碎，被妥协的时刻，但TA依然坚持。没经过这么个阶段，算什么理想主义者，只能说“有理想的人”。

元旦三天，我仔细比对了新世纪的文章和当时CCTV的节目，因为新世纪的文章，——说实话，文字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我得承认，在这个万事都很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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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请注意，哈耶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他们对传播技巧的掌握远胜于他们对他们正在传播的内容的掌握。

去世于1992年的哈耶克，并没有看到数字时代的兴盛。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并非主流的看法。他所谓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倒颇有些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而对于这个人群的批判和质疑，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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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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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黑客帝国》三部曲；而这个系列电影对我影响最大的场景，并非是人类和机器的战争，而是人类的叛徒在接受机器人杀手史密斯引诱时的那一段。这位自觉苦不堪言又前途渺茫的男士，用叉子叉起一块牛肉时说：我知道这块牛排不是真的，但我嘴里那种感觉却是真的（大意如此）。

这句台词的震撼之处在于：牛肉是虚拟的，但感觉却是真实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究竟是客体存在是一种真实，还是主体感觉才是一种真实？

这是在描绘某种未来么？倒不见得。如果这是未来的话，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未来中：我们用我们真实的感觉在体验某种程度上一种虚拟的现实。这，就是高度发达的数字媒介。

其实对于媒体，有这么一句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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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腾讯合资创办的大粤网似乎吸引了一些传媒人的目光，有几拨记者来和我探讨这个事件，我大致上认为是可以谨慎乐观的。

先说乐观。其实报业很早就踏入了互联网，到95年年底，中国就有7-8家报刊尝试上网，97年人民日报便发布网络版。那个时候还没商业门户什么事儿。但在随后的十数年中，报业基本上在互联网上鲜有建树，即便是联合起来的北京千龙模式和上海东方模式，并不成功——这从它们各自在alexa不过数千排名可见一斑。谢文考证说，中国传媒界开办的网站所占的流量不过总的新闻流量十分之一，真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所谓的“互联网基因”，传统媒体开办网站的主要决策者和运营者，都不是数字网络中人，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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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访谈是环球时报英文版做的，形式是邮件问答。成文地址可以点击这里，原记录如下：

1、是什么令您有感而发，写了那篇“微博上的记者”一文？

答：近年来的一些社会事件，微博上的讨论极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发现微博上的话，真伪莫辨。关于微博纠错这个机制，我个人以为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纠错。我认为是简单事实有被纠错的可能，而不是所有信息。一些价值判断、复杂事实，很难通过140字来搞什么纠错；第二个层面，纠错效果如何？我记得在好几个月前，有一位媒体人发过一条后来证伪的信息，他事后补发了一条信息道歉，并对前一条信息进行了删除。但我注意到，那条不实信息的转发数达到数千，而这条道歉信息转发数只有几十。换句话说，即使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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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周给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专栏微博上的记者，蒙中山大学张志安在微博上发布，经克韩、杨锦麟等大号微博转发，引起不少关注，也有一些讨论。这篇文章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我说的比较含蓄和保守。有些话，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博客来说。以下文字，权作我对该篇文章的注解和补充。

先说这个现象：记者微博帐号的火爆，会不会对记者从业心态产生影响。我原文用的是可能会，不过我实际上认为的是：肯定会，且正在发生。我个人不太严谨的观察是：粉丝多寡，和记者本人严谨与否，成反比关系。这个观察需要实证去证实或证伪。有空的时候，我可以搞搞这个研究。但其实我虽身在学院，对学术研究却一向不是很热衷（过去曾经热衷过）。有朋友要加一个“学者”帽子给我，敬谢不敏。小小讲师外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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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圈里的人员流动其实是很频繁的，既包括跳槽，也包括拉出去单干创业。最近比较大的人员变动是百度的高级副总裁沈皓瑜离职，有传言说他要加盟京东出任COO，但尚未获得证实。

一直以来，舆论上似乎对百度留人的问题是存有“刻板印象”的：这个公司留不住人。从起家的百度七剑客之变，到第二代高管的频繁更替（比较有名跑路的有梁冬、俞军、李一男），百度即便是高管，都有点“铁打营盘流水兵”的意思。但我倒是以为，这个事儿，再正常不过。

先来看一张图，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几家国外数字巨头的组织结构图：

在这张图中，亚马逊、谷歌、微软和Oracle据有一样的性质：金字塔管理结构。稍有差别的就是，谷歌各个部门之间交叉沟通很多，不像亚马逊那样几乎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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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发达市场中报纸的衰落，其实我国的报业集团日子还不至于它们那么糟糕，当然，稍微前瞻一点没什么不好，我们需要从欧美彼国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故而，看一看王正鹏先生的这本大作《报纸突围》还是有所帮助的。因为这本书主要围绕的是英国报纸业在互联网大潮下的转型路径。

王正鹏在书中，区分了“媒介”和“媒体”的不同。在他的观点中，媒介就是一种所谓的阅读器，而媒体则是内容。报纸的纸，你当然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阅读器”，阅读的，则是由那些记者、专栏作者经编辑把关后的字词句——这就是他笔下的媒体。不过，我以为，这样的区分还不够，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过往我们熟视无睹的“媒体”区分得更细一些：内容、渠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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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圈而言，大概没有比微博引发他们更关注的网络应用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数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师在他们的新媒体课程（甚至是文化类课程）上要求学生开微博，并以期末这个微博所拥有的粉丝数作为该课程的量分依据之一——这类做法，在我的视野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便是在06、07年，博客这个概念红遍中国的时候。

学院派的这个举措，想必是建立在“微博是重要的传播应用”这个假设上。这个假设没错，但如果往下推一步：你不开微博不捣鼓点粉丝来，就不能更好地了解微博，这就有问题了。事实上，如非有清醒的认识，长期混在微博上对研究微博反而可能会出现误导。

微博的定制结构

在稍早的时候，上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和新浪微博部门建立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合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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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于本世纪初在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研究观点：人们的社会行动分成两种。其一为表意性行动，其二为工具性行动。表意性行动是维持行动者已经获得的资源，而工具性行动则是行动者去获取他/她尚未拥有的资源。前者属于同质性互动，一般发生在相似等级中的个体中，后者属于异质性互动，属于不同等级或拥有不同资源的个体间的互动。

我个人大胆地将这一社会行动理论套用到信息传播中，可以把信息传播这一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的行为分为两种：表意性的传播，和工具性的传播（或者称为目的性的传播）。表意性传播可以视为一种通知，一种报备，而目的性传播，则可视为一种征询，目的是为了获得支持、帮助、许可等。这两类传播，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在今天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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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头开始，腾讯就开始策划一场名为“诊断腾讯”的活动，大大小小搞了十场。这个系列会议召开的直接导火索应该是去年年底的3Q大战。在那场著名的商业战中，腾讯突然看到了它以前并没有看到（或许看到了但并不怎么看重）的市场环境。我在参与第三场会议时，和腾讯的人交流中也感知到这样一种情绪：为什么大家都不能理解腾讯？

业内对腾讯的山寨、垄断历来多有批评，集批评之大成者当属某杂志一篇标题很彪悍的文章。无论是我在现场的那次会，还是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后来会议的一些讨论片段，都能发现这样一个焦点：腾讯的确在考虑自己的所谓“山寨”和“垄断”。从商业角度讲，在今天“开放平台”这个概念的催动下，腾讯也意识到了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让公司赚取最大利益的最好做法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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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曾问我，似乎看到我不太愿意和人在微博上讨论问题。这不太符合我喜欢和人扯淡的个性。但的确，除了一些寒暄、开玩笑以外，我和人——特别是不太相熟的人——在微博上正儿八经地讨论问题，不太多。

这和我对微博是否适合讨论的观点有关。我并不是说，微博不适合讨论，但我也不认为，微博很适合讨论。关键的问题在于：要讨论什么？

大体上，我把一般人进行讨论的问题分为三种。我的结论可以放在这里：前两种问题适合微博讨论，后一种，不适合，而且不是一般得不适合。

第一种属于简单事实问题。这里可以配备一句中国语境下的俗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雪亮就是雪亮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比如曾经在微博上盛传的“金庸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问题，微博在这种问题上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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